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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人口迁徙录:4.9亿人户分离意味着什么?

2021-05-26/ 勃利信息网/ 查看: 214/ 评论: 10

摘要宋馥李/文人的迁徙,是“活力”这种东西的发动机。即便在同一个城市,居住在老城区、老街区的居民,要换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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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馥李/文 人的迁徙,是“活力”这种东西的发动机。

即便在同一个城市,居住在老城区、老街区的居民,要换大房子;为了好的学校,多少人要择校;为了工作的便利,要搬一个家……人们有太多理由要离开、要腾挪。

十年间,城市猛烈扩张,多少人离开老屋,离开户口簿上住址对应的那栋房子。

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,一个较为瞩目的数字是这样的:在人户分离的将近4.9亿人口,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有1.1亿还多,而这个数据与2010年的六人普相比,增加了7千多万人,增长率达192.66%。

真是城市狂飙的十年。

2010年到2020年,六人普到七人普,大大略略十年光影,中国人潮如海,南下东进。在他乡和故土之间,有些人,犹疑摆动,终为过客;有些人,一刻不歇,终于圆梦。

这十年,中国的流动人口增加了1.5亿人,增长69.73%,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。东部地区人口占比大幅上升,中部、东北地区人口占比下滑,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、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愈发明显。

拉长历史坐标系,这是一个可以大书特书的一次大移民,其间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重构。

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?我们以2010年为起点,做一个观察的段落。

2010!

中国首次感受到全面的、深刻的用工荒,恰恰是2010年!

长三角和珠三角“用工荒”沸反盈天,之前的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的缺工现象,在这一年突然演变为全局问题。那一年的春节之后,据说珠三角缺工超过200万。

服装鞋帽、五金打火机、电子电器等行业最为突出,缺口最大的5个工种是:普工、服务员、学徒工、平车车工和注塑工。

劳动力大省河南,也抱怨招工难。

可是,事情就是这么吊诡!就在前一年——2009年,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发生了。

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2008年爆发,危机发酵、蔓延,在2009年年初,如鬼魅一般笼罩珠三角。

那一年,我正在珠三角采访,眼见着很多工厂的机器停止了运转,工人骤然停下了手里的活计,很多工厂主们玩起了失踪,成为舆论切责的“走佬”。

呃!中国人那时才普遍认识到,原来全球化已经如此紧密。

日本NHK电视台,在这一年春节拍摄了一个纪录片,镜头对准春节返乡的农民工。那个春节的返乡潮,确实有些不同,很多人已经待业几个月了。他们惆怅着,这次回乡后,转过年来还要不要返回工厂。

这次规模浩大的返乡潮,甚至引发了种种关于社会稳定的担心。

很多专家认为不会,他们的核心观点是:中国的农村,仍然具有广博的吸纳能力,足够将这些农民工们涵养起来。

突变

变化本身超越了我们的预测。

仅仅一年,中国快速复苏,停了的机器忽然又运转了起来,很多习惯于出口的企业,将视线转向国内,竟然开辟出了新的天地。

2010年,“用工荒”的呼号声振聋发聩,但很快便被证明,所谓无人可招,未必是真没人,有的只是缺少了“便宜的工人”。

那年有一个人火了,“农民工司令”张全收,他的人力资源公司,从河南输送农民工,送往广州、深圳、厦门、东莞……玩具厂、电子厂、食品厂。

张全收一边算账一边揽活儿,俺河南人去广东打工,包吃包住,一月得能拿到一千七八百元才行。

广东省反应最快,劳动部门在当年率先提高最低月工资标准,达到1000元,其中深圳市调整为1100元,由此带动了一轮最低工资的普涨,温州市多工种的平均月工资上浮到1200元;最高的是上海,据说紧缺的叉车工月工资加奖金涨到2800元。

之前两年,河南省劳动力出省人数,一直维持在1100多万到1200万人,但增速却在降低;而省内的就业量,也在从原来的600多万上升到1000多万。

一个河南籍的务工人员,在广东打工的月收入平均在1500元,但在省内也已逼近1000元,收入差距明显缩小,缩小便意味着背井离乡的经济性减弱。农民工兄弟也在打算盘,如果没差多少,在家门口上班,总好过背井离乡。

这个差额的稳定扩大,就是在2010年发生的。在今天看来,具有拨动历史指针的意义。

最低工资,今天看来有些像故纸堆里的名词,它的本义是企业的工资指导线,仅适用于少部分劳动者,大部分企业的工资应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。

但在2009—2010年,最低工资实际是多数制造业工厂的标准线。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,外来工为了增加收入,只能超时加班,主动要求加班十分普遍。

“珠三角”的工人们每天工作10—12小时,每周工作66小时,每个月加班近120小时。推算下来,他们一年的工作时间相当于法定工作时间的两倍,一年要干正常人两年的活儿。

2010年,最低工资标准与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比率,在上海为29.16%,广州为22.71%,深圳为27.61%,东莞则是23.28%,而且在2010年这个年份之前,竟然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。

深圳市总工会在2010年开展的一项“新生代外来工”调查结果显示,总体上,“珠三角”的外来工人,仍处于“温饱层次”的生活水平、“将就式”的生活方式。很多工人在结婚、生育后生活状况恶化,没钱教育子女、养育老人,更积攒不下钱买房子、创业,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可以说,在这场席卷全国的“用工荒”到来之际,外来工工资呈现“向下竞争”的严酷现实。

“用工荒”来的真是时候,从此之后,所有的工厂都意识到,劳工资源不是无限供给,企业需要关怀工人,把工人留下来,这事儿很重要,不重视的后果很严重。

提高工资的同时,很多企业着力提高劳动保护,增加工人福利,为年轻的二代工人的宿舍安装电视、改善伙食。

“地板工资,围墙管理”划上了句号,市场博弈的天平开始向工人这一端倾斜。

渐变

于是,此后的十年,一个明显的变化是:抱怨工人工资上涨,几乎成为了经营成本的首要因素。而反过来说,上涨的工资,也使得外来人口有了议价权,在打工生活的城市,可以安居下来。

真正意义上的大移民,终于发生了。

几乎与此同时,我们的城镇化战略也打响,从制度上开始探索农民进城的路径。

应该说,这个过程是审慎的,经过至少六七年的小心翼翼的试点,我们才从居住证上缓缓开闸,从对学历和年龄的制约上放松管制,一点儿一点儿接纳外来人口,“抢人大战”出现了。

亿万人有了编织城市梦的可能。

所以,我们在七人普的数据中看到,2020年的全国人口中,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9亿人,占63.89%;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亿人,占36.11%。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,城镇人口增加了2.3亿,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.21个百分点。

另一个统计维度是,在流动人口统计中,跨省流动人口为1.2亿人,省内流动人口为2.5亿人。

就实际情况而言,中国东部地区很多地方,虽然行政级别上是乡镇,形态上却早已是城市社区,这里也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,这部分人没有被列入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。所以,实际的转移进城人口,数量应该更高一些。

分区域看,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,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.15个百分点,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0.79个百分点,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0.22个百分点,东北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下降1.20个百分点。

有6个省份在过去10年人口不增反降,分别是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山西、内蒙古和甘肃,均为北方省份。其中东北三省增量垫底,过去10年人口总量流失超千万。

2020年年底,我们做了一个报告——《逛吃指数之餐饮投资景气指数》,从餐饮投资的角度,来观察人口的流动趋势。

其中,居于前十位的城市,分别是深圳、成都、广州、东莞、佛山、重庆、西安、郑州、长沙和泉州,景气指数与人口增量息息相关。从中可知,人口流入的地区和城市,餐饮景气指数高度正相关。

而东北和西北地区几个城市,人口持续流出,景气指数也比较惨淡。

七人普的数据显示,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里,中国一共增长了7200万人,其中广东增长了2170万人,浙江增长了超过1000万人,江苏增长了609万人,山东河南分别增长了超过500万人。每增长7个人里,就有2个增长在广东,1个增长在浙江。

江苏、山东、河南的增量也超过500万,分列第3至第5名,这也是中国经济总量最高的5个省份。

但是,我们却不能简单的划一条线,南方之于北方、东部之于西部,来划分繁荣和衰落。

一些南方城市,诸如江西、海南、贵州和云南等地,均有一些城市,餐饮投资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。可见人口流出的城市,并不只是东北。

即便在广东,人口流出的城市也不少,粤西、粤东和粤北欠发达地区,人口在加速向几个核心城市迁移。

人口的集中度,在未来还会加剧。相比农业社会,制造业的分工协作和服务业的经营效益,都要求人们高度集聚。

从个体的角度看,为了好的教育、好的生活、以及其他的种种……离开便是永恒的命题。

人潮如海,无休无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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